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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只脚，再也到不了她的面前。

零散的句，相互穿，不规整地在这一刻，从他的脑里鱼贯而。飘着香的风中，他地吐了气。汽车、人声的喧闹变得很柔和，轻轻地被隔开了去，他已看得见卢浮，还有更近一些的老凯旋门。绿珍珠咖啡馆有二百年历史，苏珊娜电话里说。他说这样好，离谁都不算远。

那天他决定晚上时间重读阿尔丹的《莲者》，心想，或许自己已经获得了解释的钥匙，以前他草草翻过，只觉得冷而丽，似可解不可解。可仔细一读，便被那郁涩的状卷裹了，几乎一夜未睡。

她在茫茫苍苍的黑暗中摇曳。雨雪霏霏，冰雹试比刀枪齐奏的嘹亮。暮三月，江南草，杂生树，群莺飞。三山外的青天，白鹭洲畔，一个梦另一个梦，是石都成，是都成石。可是我的咙，嘶哑的咙，能够对你们，对那个陌生的东方，说的惟一名字，仍然只有温柔纤秀而古典的她。

第二天一早他到学校。在教师餐厅吃完中饭，路过学生酒吧门，从里拥一群嘻里哈拉的学生，带着的啤酒和烟味。他推了推镜，不错，倚墙和一个男孩边说边走的个女孩，就是他找了一个上午的苏珊娜。他和苏珊娜来到楼外的草坪。气温陡然升，草坪和石阶上的人纷纷脱去大衣、外，在太看书聊天。还是他一语搅碎了宁静的气氛：

“阿尔丹在中国哪所大学教法语，你知吗？”

“南京大学。”苏珊娜说。

“哪一年？”

“一九六四年。那是乐与北京建不久，中国外决策者想靠法语突破——你们称为‘反华大合唱’的局面。几所大学在黎学中文的研究生中请法语教师。阿尔丹那一年正在写《桃扇》的论文，二十六岁。之后，他永远也没写完论文得到学位。他永远没有成为汉学家。”

“那他作品中那位中国姑娘是真有其人，倾城倾国，”他轻淡的吻像自言自语，但又不像，“他和她真的相？”

“我想是真的。”苏珊娜不自然地笑了笑，把镜托上鼻梁。至少阿尔丹认为他是真！她说，那姑娘究竟是不是他，他们中间发生过什么，我看阿尔丹自己也说不清。

他也发现阿尔丹的作品，每次说的故事不一样，一会儿是秦淮名之后，一会儿是革命之家异端女儿。

我问过他，他说这是扇上的血，由艺术理。总之，那姑娘是他的学生。突然有一天不知去向，他认为她被关押起来，必须救她来。于是他停止上课，在北京、黎、南京三地到奔走，通过驻华使馆，上诉法国外。被迫回国后，四发表文章呼吁帮助，发疯似的指斥法国政府冷漠。这在“文革”前中法关系中是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。

鸟叫，单调而无顾忌。树枝被吧嗒折断，衔在尖扁的嘴里，扑闪双翅，在屋檐的瓦片空隙搭巢。草坪一侧小路，是一些徘徊的脚步，自在轻松。一丛芦苇繁茂，依着一硕大的栗树，那里人少，光线亮得颤颤悠悠。

文化革命一来，阿尔丹成了黎造反学生的领袖之一，法国红卫兵的儿！他想她在中国也肯定在造资产阶级的反，如果她还活着的话。打倒资产阶级，他们就能团圆。阿尔丹至今被法国知识界称为“派”。当两边的“文革”都变成笑料和窘困的题目时，他不再寄政治鼓动，也不那么拼命寻找。三十年过去了，他至今不知那女学生的生死，十年前他问过北京驻法使馆，他们很客气，帮他找过，说毕业后几次调动工作去向不明。他自己又到大陆，找到南京大学法语系，那里的教师也说那个女学生，似乎在“文革”中毕业了，分到很偏远的县城，后来就不知落。

“你怎么知得如此详细？”他的声音僵起来。

“我研究阿尔丹。”苏珊娜还没问完说回答，早就等着这问题似的。

“那你清楚他书中那个叫Ｌ的姑娘的真实姓名吗？”他调侃地说，“总不至于是李香君？”

“不是古代那一个，是现代这一个。”苏珊娜倒懂得幽默。“她好像叫柳，”她发音不太准确的中文顿了一，“柳小柳？对，就是这名字。”